熱播電視劇《家業》以明代徽州地區為時空背景，家業這也是國粹徽墨的黃金時代，無論品質、徽墨jutice日本工藝、文化種類、景觀流派等，審美都呈現出高度的氣象豐富性。圍繞李、家業駱、國粹田、徽墨陳等徽墨世族，文化該劇深描了徽商、景觀墨匠、審美宗親等群像與百態人生，氣象以“一滴墨”的家業微觀姿態，折射出徽文化時代變遷的社會圖景。

劇中，無處不在的徽派美學于水墨氤氳中鋪陳，小橋枕水、粉墻黛瓦、阡陌巷道、天井水口、祠堂牌坊，既承載著江南詩性的婉約有致，又舒展著徽州理學的端肅沉穩。從燒煙、合膠、捶打到晾曬、描金，一錠徽墨的繁復工序，被巧妙地編插進跌宕起伏的劇情，更串聯起徽雕、徽菜、徽劇、徽派建筑、新安畫派、徽州服飾等徽文化的廣闊版圖。節慶民俗中的魚燈游曳、宗祠廟堂間的文會議事、村舍巷道里的生活日常，皆成為景觀敘事的語匯素材，構筑起一道又一道徽文化景觀。

可以說，《家業》從“一塊墨”延展至“一方水土”與“文化類型”的敘事，既滿足了技藝傳承故事的厚重感，也講述了中華民族代代相承的“家文化”，成功地從矛盾沖突中引發人物共情，更完成了“從墨至人，從技升道，從家到國”的精神傳遞與人文關懷。

墨流：國墨的發展歷程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土部》釋：“墨，書墨也。從土從黑，黑亦聲（莫北切）。”從造字法上看，“墨”字由“黑”和“土”二字合成會意字，最早用的墨應是黑土或者石墨一類的天然物質。早在新石器時代，先民已學會使用天然黑色材料在陶器上刻繪紋飾。商代甲骨文中有黑色碳素及石墨填刻的痕跡。陜西臨潼姜寨村仰韶文化墓葬出土的繪畫工具中就有石硯、研石和黑紅色氧化鐵礦石。

成書于西周至春秋時代的《尚書》，是最早提及“墨”的文獻。《尚書·舜典》述：“史定墨……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在占卜時燒灼龜甲顯現的裂紋，粗大者謂之“墨”。《說命上》中述：“惟木從繩則正。”這里的繩，是指木工用以取直的墨線，與墨斗一同成為傳統木作營造不可或缺的器具。《伊訓》篇中的“臣下不匡，其刑墨”，提及古代五刑之一的墨刑，是在犯人臉上刺字并涂墨。到《莊子·田子方》篇中，講到“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可見此時筆墨已被嫻熟地使用至畫事。

出土自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的墨丸與圓柱狀墨塊質地堅實，證明秦代用粘合劑調和煙料的制墨技術業已完善，標識了人工制墨史上的關鍵轉折點。至漢時，墨模的發明使制墨更加規范化，并被上升至國家禮儀用物。應劭在《漢官儀》中記：“尚書令、仆、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隃麋墨”是一種產自陜西千陽的優質松煙墨，皇家賜墨成為一項特殊的官員福利，可見墨之彌足珍貴。《太平御覽》之《東宮舊事》篇中也有“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的類似記載。這些也都說明漢代制墨業已具相當的水準。

魏晉南北朝時，制墨技藝進一步成熟，不僅在品質上顯著提升，藝術審美也更為凸顯。三國時期魏國的韋誕被譽為“墨圣”，他開創性地將麝香、珍珠等名貴材料加入了墨中，使墨“一點如漆”。韋誕的合墨法被完整記錄在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中，“好醇松煙……以細絹篩……墨一斤，以好膠五兩，浸梣皮汁中……可下雞子白五顆，亦以真珠（珍珠）一兩，麝香一兩……搗三萬杵，杵多益善。合墨不得過二月、九月……”這是中國制墨史上第一個有完整配方和詳細工藝的文獻，也為制墨業打開了空間的格局。

唐代國力強盛，官府設有墨官，產地擴大，制墨業空前繁榮。但唐末戰亂，北方易州的墨工奚超、奚廷珪父子南遷至歙州。奚氏南遷后因地制宜改進了制墨方法，采用優質的宣州、黃山、歙州、黔山、松羅山所產的優質松燒煙作原料，搭配珍珠、玉屑、龍腦等材料，并和以生漆，以“搗十萬杵”的精良工藝制出松煙墨，大大優于舊時，jutice日本廣受朝野上下的歡迎，《墨譜法式》評價墨品“奉機膩理，光澤如漆”。此外，奚氏父子更加注重墨模的花紋及題字的裝飾性，所制之墨“堅如玉，紋如犀”，深受南唐后主李煜賞識并被賜國姓“李”，“李墨”名動天下，自此掀開了徽墨重要的歷史書寫。

墨華：徽墨的文化生態

徽墨享有落紙如漆、色澤黑潤、經久不褪、紙筆不膠、香味濃郁、奉肌膩理等特點，可謂“天賜墨源”。徽州地處皖南山區，屬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群山環抱，林木蔥郁、山泉清冽。一方面，古松與清泉為松煙墨提供了絕佳原料。黃山松生長于特定的環境和氣候，松脂尤為豐富，燒出的松煙，出煙率高、煙細、黑度好，而新安江的清澈泉水則是制墨和膠的天作之選。另一方面，桐油與藥材為上乘油煙墨提供了品質保障。明清以后，隨著松林資源減少和文人審美變化，徽州地區盛產桐油，以桐油燒煙制成的油煙墨墨色黑亮，更能滿足文人畫中豐富的墨色層次，又有“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的特質，故成為制墨新寵。墨工潘谷突破傳統的松煙制墨法，以“注油取煙”的方式開創了油煙墨，被尊為“墨仙”。

如果說山水是徽墨的“墨骨”，那么徽州深厚的人文環境則賦予了徽墨“靈魂”。自宋以降，徽州人講求教育，文風興盛，涌現出諸如新安學派、新安醫學、新安畫派、新安理學、新安樸學等。文人士大夫深度參與文房設計，以其品味引領了徽墨從技到道的升華。蘇軾堪稱徽墨的最佳代言人。他愛墨、藏墨，還親自制墨，詩作中也毫不吝嗇對徽墨的贊頌。“老松燒盡結輕花，妙法來從北李家。翠色冷光何所似，墻東鬒發墮寒鴉”，是盛贊徽墨名家李承晏所制之墨，并以“翠色冷光、佳人烏發、寒鴉羽毛”比擬墨色光澤，生動傳神。又有“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魚胞熟萬杵，犀角盤雙龍”詩句，精妙地概括了潘谷的制墨秘訣，即選高麗松煙之精良，以魚鰾制奇膠，使萬杵之搗法，飾犀角雙龍品相。黃庭堅也有詩云：“贈君以黟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墨以傳萬古文章之印，歌以寫一家兄弟之情。”以徽州名墨為贈別之禮，不僅可留墨傳世，更承載了深厚的兄弟情誼。

另一方面，徽商的商業反哺與貿易網絡推動了徽墨近現代的產業化發展。徽州地處萬山之間，徽州男子為求生計，或儒或賈，以作生存之策和進退之路。清代許承堯在《歙事閑譚》中寫道：“蓋新安居萬山之中，土少人稠，非經營四方，絕無治生之策。”古徽州又是“程朱理學”的故鄉，素有“十戶之村，不廢誦讀”的傳統，“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有書史之藏。”崇文重教的社會氛圍，催生了對高品質文房的市場需求，也促使徽墨技藝不斷精進。“賈而好儒”的徽商，秉持信義憑證，不僅將徽墨行銷全國，還將徽墨與茶葉、瓷器一道遠銷海外。致富后的徽商又以回鄉修祠堂、建書院的方式回饋桑梓，不惜重金打造絕世精品，從“產”到“銷”再到“用”，驅動徽墨走向更為成熟的高端市場。

徽墨工藝于明清時期發展至巔峰，品種也更趨豐富。徽墨繁復的工序一般可概括為選料、練煙、漂洗、和膠、杵搗、成型、晾墨、挫邊、洗水、填金、包裝等，按原料可分為松煙、油煙、漆煙和超漆煙等。漆煙墨是在煉煙的原料如桐油中加入生漆，共同燃燒后所收集的煙料，該工藝顯著提升了墨的黑度與亮度；超漆煙則意味著在傳統漆煙工藝基礎上進行了原料配方和品控標準的升級，如采用生漆、桐油、豬油等燃燒取煙，并加入麝香、金箔等名貴輔料，從而使墨體質地“細膩滋潤”。備享聲名的“紫玉”光澤就是來自超漆煙，用于書法色澤黝而能潤，用于繪畫濃而不滯，淡而不灰，層次分明，備受書畫、藏家推崇。

明代徽墨巨匠輩出，如羅小華、程君房、方于魯等。至清代，更形成了徽墨制作的四大名家，即曹素功、汪節庵、汪近圣和胡開文。各家制墨有獨家煉制、點煙、冷卻、收集和貯藏方法，收煙、選膠、熬膠、配料、和劑等也各有秘訣。數代名匠不斷地對徽墨進行改良創新，陸續涌現出龍香劑墨、天琛墨、仙桃核墨、紫薇恒星圖墨、魚戲蓮墨、西湖十景墨、地球墨等珍品，除了生產精良的皇家貢墨，也生產滿足大眾書寫的日常用墨。晚清時期，胡開文墨業更建立了一套精細化的產業鏈與品牌體系，將分號開遍江南，生意遠播海外。

歷史發展中，徽墨形成歙縣、休寧和婺源三大制墨區的產業布局，墨派上也形成歙派、休寧派和婺源派。由于婺源以生產大眾墨為主，所以墨鋪數量、墨的產量和銷售數量均遠遠超過其他兩縣。《歙縣志》卷六《食貨志》中記載：“墨雖獨工于歙，而點煙于婺源，搗制于績溪人之手，歙唯監造精研而已。”《新安志》和《婺源縣志》中記：“新安墨以黃山為名，數十年來造者乃在婺源黃崗山，戴彥衡、吳滋為最。”周紹良在《清末名墨談叢》中稱：“婺源墨鋪大約在百家以上，僅虹關詹氏一姓就有80多家，在數量上遠遠超過歙縣、休寧造墨家。”婺源虹關詹氏墨品主要面向民眾，所制墨品多選擇御賜金蓮、龍門、虎溪三笑、壺中日月、八仙慶壽、八蠻進寶、西廂記等大眾喜聞樂見的主題入墨，因“俗”文化而深入普通民眾生活，故迅速占據了明清兩代墨業的大眾市場。從“一枝獨秀”到“家家傳習”，再從“家族秘傳”走向“開枝散葉”的社會化師徒傳承，最終形成了“徽州人家傳戶習”的盛況。

墨韻：徽墨的藝術審美

中國哲學中，黑色又稱“玄”。《道德經》開篇即言：“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是天地的本源色，代表著幽遠、深奧、不可窮盡，也洞見了在最深的黑暗中，其實蘊含著無限生機。《莊子·外篇·天道》中云：“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這些都深深影響了國人的色彩觀，中國水墨唯黑白二色，卻勝似五彩，耐人尋味。“知其白，守其黑”，道出了“以虛靜涵養萬物”的哲理。而“墨分五色”，是通過水與墨的比例變化，呈現出“焦、濃、重、淡、清”的層次，“墨階”成為測試良墨的標準，更耦合了道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宇宙觀。從單一中生出無窮，從極簡中呈現豐富，成就了中國墨的美學理想。

一方徽墨，不僅是書寫的工具，是集書法、繪畫、髹漆、漱金、雕刻于一身的工藝品，更是國人內外兼修，身體美學的集中體現。徽墨因其獨特的配方和精湛的制作工藝，素有“拈來輕、磨來清、嗅來馨、堅如玉、研無聲、一點如漆、萬載存真”的美譽。“廷珪之墨，松煙一斤之中，用珍珠三兩，玉屑龍腦各一兩，同時和以生漆搗十萬杵”。上乘徽墨在制墨時，會加入麝香、冰片、珍珠粉、金箔等名貴材料，故研磨或湊近嗅聞時，有獨特、淡雅的清香。“得其墨而藏者不下五六十年，膠敗而墨調。其堅如玉，其紋如犀”。高級油煙墨，用料扎實，帶膠適中，色澤黑亮，泛出紫玉光澤，細膩而溫潤。握于手中，不澀不糙，如玉石之感。陳放多年的古墨，此時膠性已退，質地緊密堅硬，兩墨輕輕相碰，會發出清脆鏗鏘的金屬聲。這讓徽墨的使用如同經歷一場通感的沉浸：耳聽墨錠與硯石摩擦時的細潤之聲，其聲清暢；鼻聞墨中冰片、麝香等藥材散發出的幽幽清香；眼看清水在硯中逐漸由清變黑、泛起油潤的光澤。此瞬息，身心與文房器物深度交融，正所謂是“筆硯精良，人生一樂”。

在藝術造型與審美風格上，徽墨與徽州建筑、三雕、刻書、版畫、篆刻、盆景、園林、戲劇、服飾等相互借鑒。尤其是墨模的使用，將墨的工具屬性提升至造型藝術的審美屬性。墨模表面所刻的圖案紋飾，稱為墨范圖。徽墨的墨范圖所選取的題材十分廣泛，有農事耕作、鳥獸花草、名山大川、御園名閣以及詩詞歌謠、文學典故、神話傳說、民俗風情等，涵蓋生活的方方面面。激烈的市場競爭促使墨商們在墨模雕刻和裝潢設計上極盡巧思，故多聘請享有聲名的書畫家親自繪制墨范圖，表現手法高雅洗煉，具有相當的藝術水準和創造思維。并稱“明代墨譜雙璧”的《方氏墨譜》與《程氏墨苑》，就由畫家丁云鵬與弟子吳廷羽等人所繪。《方氏墨譜》共收錄墨樣385式。后來，丁云鵬又為《程氏墨苑》繪制了520式墨樣，墨范圖立意高雅，場景虛實照應，舉凡人物，五官須眉畢具，顧盼有神，鳥獸蟲魚，鮮活靈動；遠山近水，無不傳神逼真。

徽墨珍品中，南唐李廷珪造“小挺雙脊龍紋”墨錠為最早的墨模壓制徽墨。徽州文化博物館藏有出土的北宋“文府墨”是現存最早的徽墨實物。明萬歷孫瑞卿的“神品”墨為深刀陰刻技法的陰紋墨開山之作。清代曹素功的“黃山圖”墨得康熙御賜“紫玉光”名品。故宮博物院藏“御園圖”集錦墨，將圓明園景觀微縮于64個墨錠之上，氣象萬千。“御題棉花圖”詩墨，分別刻畫布種、灌溉、摘尖、采棉、織布等16幅棉花耕作圖景，完整呈現棉花種植至紡織成布的全流程。墨面一側雕刻勞動場景，另一側題刻詩句，畫面精美，工藝精湛。安徽博物院藏“百爵圖”石綠墨，是明代制墨大家程君房的傳世精品。此墨雙面雕飾，正面填金陰文楷書“題丁南羽百爵圖”及陽文七言詩，贊丁云鵬筆法精妙，背面鐫刻百雀圖，借“雀”諧“爵”，寓意“加官晉爵”。上海博物館、上海筆墨宮坊以及海內外博物館等均有徽墨名品收藏。

墨緣：徽墨的社會生活

中國人愛筆墨，因為墨可鑄史傳文，承載千秋之志，也可繪丹青，摹寫萬物生靈；墨可為考工摹圖，成棟梁利萬民；墨亦可寫懸壺濟世，起沉疴救蒼生。墨可為孩童描紅，開蒙昧，立規矩，可見寒窗學子，求取功名，挑燈夜讀。墨可為月老牽線、定三生，結良緣，寫兩地書，慰離別之苦，解相思之痛。墨，是盤點苦心經營、分毫必較的盈虧賬簿，墨也是文人雅士的胸中丘壑，筆下山林。歷史流轉中的墨，絕非是單純的書寫工具，更是中國人體悟自然、表達性靈、安頓生命的媒介與方式。

讓徽墨更具生命厚度的，是徽墨自誕生到消耗，始終與百姓生活與人生禮儀緊密連接。從出生、婚配、饋贈、祝壽到辭世均有對應的禮品墨，成為傳遞情感與祝福的重要載體。例如，生辰墨記錄新生兒的生辰八字，寄托對其健康成長、聰慧好學的期望。待孩童長大談婚論嫁之時，生辰墨可作締結良緣的信物。百子墨與鳳九雛墨，寓意著祝福新人多子多福、龍鳳呈祥、婚姻美滿。大富貴亦壽考墨、壽星墨是極受歡迎的壽禮，寓意著祝福健康長壽、福祿雙全，養老墨用以表彰耆老、倡導民風。徽州部分地區還有陪葬墨的風俗，在墓穴中放置空白墨錠以示敬文。

除了見證人生儀軌，驅邪禳災與求吉納祥也是徽墨民俗生活中的永恒主題。八卦、辟邪、桃都、壓勝墨等具有咒符性質的鎮圖墨，可保居家安寧、宅院平安；靈花異草、祥禽瑞獸、博古器物、神仙佛道等圖式，表達了對吉慶富足和詩情畫意生活的追求。節慶紀念墨是每逢節令特制的紀念性墨錠，如中秋節的花好月圓墨與月餅墨。春節需有生肖紀歲墨，將新年的美好祝愿融入墨錠之中。“除夕封筆”是將所用之筆洗凈、墨錠收好，以示對文房用具的敬重；元日研新墨、鋪紅箋，以楷書端正書寫“元日開筆、宜春”等吉語，被稱為“開筆迎春”。端午時節，徽州地區有以雄黃入墨的習俗，制作雄黃墨或辟邪墨。此類墨既可書寫符咒，亦可蘸水在孩童額頭書寫“王”字，寓意驅邪避瘟。

在民俗生活中，徽墨還承擔著教育規勸、銘刻集體記憶、傳承家國情懷的重要社會功能。如魁星點斗、狀元對策、世掌絲綸、何休學海、墨池、龍鯉等紋樣，勉勵學子品行，化育性靈，引導出仕的儒家理想道路。五鳥倫敘、棠棣之華、萱草長春、百老等圖式，體現了傳統社會敦親敬老、家庭和睦的倫理紐帶。于彼朝陽、歸馬放牛、太平有象、堯年舜日等題材，又表達了民眾對社會安定、國家昌盛、天下太平的樸素愿景。收到一方龍孫萬載墨，便知長輩望我立身；收到一方長毋相忘墨，便知家人盼我早歸。承載寄望、傳遞牽掛、銘刻記憶、延續倫常，貫穿于共時性的社會使用與歷時性的代際傳承之中，正是徽墨之“物質社會生命史”最深層的意義所在。

徽墨的發展史，同時也是一部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在原材料獲取上，徽墨將吉林的鹿角膠、福建的魚膠、西藏的牦牛膠混合熬煮，創造出“三膠九煉法”。徽商通過長江水道和西南商路，與苗族、彝族等建立穩定貿易網絡，貴州天柱縣苗寨至今存有漢苗雙語的“松棚碑”，記載“漢苗共山，松木同養，伐大留小，十年為期”的契約。在墨錠的裝飾上，龍鳳紋飾融合了蒙古族云紋的韻律、藏族八寶紋的意境；墨體書寫既有漢字書法，亦有元代蒙古文、清代滿文。這種跨民族的文化融合，使徽墨成為促進民族團結與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在歷史深處，墨是中華文明賡續的載體，承載著華夏民族的文化形態與精神流變。從簡牘帛書到敦煌卷子，從碑刻拓片到活字印本，墨的每一次形態轉化，都對應著中國文化形態的歷史躍遷。中國墨的發明與使用，是一部從天然到手工藝術品的演變史，見證了中華文明的每一次落筆。徽州山水之靈與人文之韻的“和合共生”，凝聚于這一錠錠黝黑的徽墨之中，在山水與人文的共同滋養下，從“家族秘傳”到“百匠爭鳴”，從技藝到精神的守正創新，為中華氣派添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2006年5月，徽墨制作技藝經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自明代制墨大家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到如今非遺時代古老技藝傳承與傳播的全鏈條復興，打造研學體驗、開發文創產品、擁抱直播電商等創新模式，已讓古老的徽墨技藝在時代語境中煥發新生。一滴小小的墨，融進水里，化在紙上，能承載起整個民族的集體記憶與精神品格，成為深刻于中華民族文化基因中薪火相傳、生生不息的文化形式。

作者：方云 上海工藝美術職業學院非遺理論與應用創新基地負責人 華東師范大學非遺傳承與應用中心特聘研究員

熱播電視劇《家業》以明代徽州地區為時空背景，這也是徽墨的黃金時代，無論品質、工藝、種類、流派等，都呈現出高度的豐富性。圍繞李、駱、田、陳等徽墨世族，該劇深描了徽商、墨匠、宗親等群像與百態人生，以“一滴墨”的微觀姿態，折射出徽文化時代變遷的社會圖景。

劇中，無處不在的徽派美學于水墨氤氳中鋪陳，小橋枕水、粉墻黛瓦、阡陌巷道、天井水口、祠堂牌坊，既承載著江南詩性的婉約有致，又舒展著徽州理學的端肅沉穩。從燒煙、合膠、捶打到晾曬、描金，一錠徽墨的繁復工序，被巧妙地編插進跌宕起伏的劇情，更串聯起徽雕、徽菜、徽劇、徽派建筑、新安畫派、徽州服飾等徽文化的廣闊版圖。節慶民俗中的魚燈游曳、宗祠廟堂間的文會議事、村舍巷道里的生活日常，皆成為景觀敘事的語匯素材，構筑起一道又一道徽文化景觀。

可以說，《家業》從“一塊墨”延展至“一方水土”與“文化類型”的敘事，既滿足了技藝傳承故事的厚重感，也講述了中華民族代代相承的“家文化”，成功地從矛盾沖突中引發人物共情，更完成了“從墨至人，從技升道，從家到國”的精神傳遞與人文關懷。

墨流：國墨的發展歷程

東漢許慎《說文解字·土部》釋：“墨，書墨也。從土從黑，黑亦聲（莫北切）。”從造字法上看，“墨”字由“黑”和“土”二字合成會意字，最早用的墨應是黑土或者石墨一類的天然物質。早在新石器時代，先民已學會使用天然黑色材料在陶器上刻繪紋飾。商代甲骨文中有黑色碳素及石墨填刻的痕跡。陜西臨潼姜寨村仰韶文化墓葬出土的繪畫工具中就有石硯、研石和黑紅色氧化鐵礦石。

成書于西周至春秋時代的《尚書》，是最早提及“墨”的文獻。《尚書·舜典》述：“史定墨……揚火以作龜，致其墨”，在占卜時燒灼龜甲顯現的裂紋，粗大者謂之“墨”。《說命上》中述：“惟木從繩則正。”這里的繩，是指木工用以取直的墨線，與墨斗一同成為傳統木作營造不可或缺的器具。《伊訓》篇中的“臣下不匡，其刑墨”，提及古代五刑之一的墨刑，是在犯人臉上刺字并涂墨。到《莊子·田子方》篇中，講到“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在外者半”，可見此時筆墨已被嫻熟地使用至畫事。

出土自湖北云夢睡虎地秦墓的墨丸與圓柱狀墨塊質地堅實，證明秦代用粘合劑調和煙料的制墨技術業已完善，標識了人工制墨史上的關鍵轉折點。至漢時，墨模的發明使制墨更加規范化，并被上升至國家禮儀用物。應劭在《漢官儀》中記：“尚書令、仆、丞、郎，月賜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隃麋墨”是一種產自陜西千陽的優質松煙墨，皇家賜墨成為一項特殊的官員福利，可見墨之彌足珍貴。《太平御覽》之《東宮舊事》篇中也有“皇太子初拜，給香墨四丸”的類似記載。這些也都說明漢代制墨業已具相當的水準。

魏晉南北朝時，制墨技藝進一步成熟，不僅在品質上顯著提升，藝術審美也更為凸顯。三國時期魏國的韋誕被譽為“墨圣”，他開創性地將麝香、珍珠等名貴材料加入了墨中，使墨“一點如漆”。韋誕的合墨法被完整記錄在北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中，“好醇松煙……以細絹篩……墨一斤，以好膠五兩，浸梣皮汁中……可下雞子白五顆，亦以真珠（珍珠）一兩，麝香一兩……搗三萬杵，杵多益善。合墨不得過二月、九月……”這是中國制墨史上第一個有完整配方和詳細工藝的文獻，也為制墨業打開了空間的格局。

唐代國力強盛，官府設有墨官，產地擴大，制墨業空前繁榮。但唐末戰亂，北方易州的墨工奚超、奚廷珪父子南遷至歙州。奚氏南遷后因地制宜改進了制墨方法，采用優質的宣州、黃山、歙州、黔山、松羅山所產的優質松燒煙作原料，搭配珍珠、玉屑、龍腦等材料，并和以生漆，以“搗十萬杵”的精良工藝制出松煙墨，大大優于舊時，廣受朝野上下的歡迎，《墨譜法式》評價墨品“奉機膩理，光澤如漆”。此外，奚氏父子更加注重墨模的花紋及題字的裝飾性，所制之墨“堅如玉，紋如犀”，深受南唐后主李煜賞識并被賜國姓“李”，“李墨”名動天下，自此掀開了徽墨重要的歷史書寫。

墨華：徽墨的文化生態

徽墨享有落紙如漆、色澤黑潤、經久不褪、紙筆不膠、香味濃郁、奉肌膩理等特點，可謂“天賜墨源”。徽州地處皖南山區，屬亞熱帶濕潤季風氣候，群山環抱，林木蔥郁、山泉清冽。一方面，古松與清泉為松煙墨提供了絕佳原料。黃山松生長于特定的環境和氣候，松脂尤為豐富，燒出的松煙，出煙率高、煙細、黑度好，而新安江的清澈泉水則是制墨和膠的天作之選。另一方面，桐油與藥材為上乘油煙墨提供了品質保障。明清以后，隨著松林資源減少和文人審美變化，徽州地區盛產桐油，以桐油燒煙制成的油煙墨墨色黑亮，更能滿足文人畫中豐富的墨色層次，又有“香徹肌骨，磨研至盡，而香不衰”的特質，故成為制墨新寵。墨工潘谷突破傳統的松煙制墨法，以“注油取煙”的方式開創了油煙墨，被尊為“墨仙”。

如果說山水是徽墨的“墨骨”，那么徽州深厚的人文環境則賦予了徽墨“靈魂”。自宋以降，徽州人講求教育，文風興盛，涌現出諸如新安學派、新安醫學、新安畫派、新安理學、新安樸學等。文人士大夫深度參與文房設計，以其品味引領了徽墨從技到道的升華。蘇軾堪稱徽墨的最佳代言人。他愛墨、藏墨，還親自制墨，詩作中也毫不吝嗇對徽墨的贊頌。“老松燒盡結輕花，妙法來從北李家。翠色冷光何所似，墻東鬒發墮寒鴉”，是盛贊徽墨名家李承晏所制之墨，并以“翠色冷光、佳人烏發、寒鴉羽毛”比擬墨色光澤，生動傳神。又有“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魚胞熟萬杵，犀角盤雙龍”詩句，精妙地概括了潘谷的制墨秘訣，即選高麗松煙之精良，以魚鰾制奇膠，使萬杵之搗法，飾犀角雙龍品相。黃庭堅也有詩云：“贈君以黟川點漆之墨，送君以陽關墮淚之聲。墨以傳萬古文章之印，歌以寫一家兄弟之情。”以徽州名墨為贈別之禮，不僅可留墨傳世，更承載了深厚的兄弟情誼。

另一方面，徽商的商業反哺與貿易網絡推動了徽墨近現代的產業化發展。徽州地處萬山之間，徽州男子為求生計，或儒或賈，以作生存之策和進退之路。清代許承堯在《歙事閑譚》中寫道：“蓋新安居萬山之中，土少人稠，非經營四方，絕無治生之策。”古徽州又是“程朱理學”的故鄉，素有“十戶之村，不廢誦讀”的傳統，“遠山深谷居民之處，莫不有學、有師，有書史之藏。”崇文重教的社會氛圍，催生了對高品質文房的市場需求，也促使徽墨技藝不斷精進。“賈而好儒”的徽商，秉持信義憑證，不僅將徽墨行銷全國，還將徽墨與茶葉、瓷器一道遠銷海外。致富后的徽商又以回鄉修祠堂、建書院的方式回饋桑梓，不惜重金打造絕世精品，從“產”到“銷”再到“用”，驅動徽墨走向更為成熟的高端市場。

徽墨工藝于明清時期發展至巔峰，品種也更趨豐富。徽墨繁復的工序一般可概括為選料、練煙、漂洗、和膠、杵搗、成型、晾墨、挫邊、洗水、填金、包裝等，按原料可分為松煙、油煙、漆煙和超漆煙等。漆煙墨是在煉煙的原料如桐油中加入生漆，共同燃燒后所收集的煙料，該工藝顯著提升了墨的黑度與亮度；超漆煙則意味著在傳統漆煙工藝基礎上進行了原料配方和品控標準的升級，如采用生漆、桐油、豬油等燃燒取煙，并加入麝香、金箔等名貴輔料，從而使墨體質地“細膩滋潤”。備享聲名的“紫玉”光澤就是來自超漆煙，用于書法色澤黝而能潤，用于繪畫濃而不滯，淡而不灰，層次分明，備受書畫、藏家推崇。

明代徽墨巨匠輩出，如羅小華、程君房、方于魯等。至清代，更形成了徽墨制作的四大名家，即曹素功、汪節庵、汪近圣和胡開文。各家制墨有獨家煉制、點煙、冷卻、收集和貯藏方法，收煙、選膠、熬膠、配料、和劑等也各有秘訣。數代名匠不斷地對徽墨進行改良創新，陸續涌現出龍香劑墨、天琛墨、仙桃核墨、紫薇恒星圖墨、魚戲蓮墨、西湖十景墨、地球墨等珍品，除了生產精良的皇家貢墨，也生產滿足大眾書寫的日常用墨。晚清時期，胡開文墨業更建立了一套精細化的產業鏈與品牌體系，將分號開遍江南，生意遠播海外。

歷史發展中，徽墨形成歙縣、休寧和婺源三大制墨區的產業布局，墨派上也形成歙派、休寧派和婺源派。由于婺源以生產大眾墨為主，所以墨鋪數量、墨的產量和銷售數量均遠遠超過其他兩縣。《歙縣志》卷六《食貨志》中記載：“墨雖獨工于歙，而點煙于婺源，搗制于績溪人之手，歙唯監造精研而已。”《新安志》和《婺源縣志》中記：“新安墨以黃山為名，數十年來造者乃在婺源黃崗山，戴彥衡、吳滋為最。”周紹良在《清末名墨談叢》中稱：“婺源墨鋪大約在百家以上，僅虹關詹氏一姓就有80多家，在數量上遠遠超過歙縣、休寧造墨家。”婺源虹關詹氏墨品主要面向民眾，所制墨品多選擇御賜金蓮、龍門、虎溪三笑、壺中日月、八仙慶壽、八蠻進寶、西廂記等大眾喜聞樂見的主題入墨，因“俗”文化而深入普通民眾生活，故迅速占據了明清兩代墨業的大眾市場。從“一枝獨秀”到“家家傳習”，再從“家族秘傳”走向“開枝散葉”的社會化師徒傳承，最終形成了“徽州人家傳戶習”的盛況。

墨韻：徽墨的藝術審美

中國哲學中，黑色又稱“玄”。《道德經》開篇即言：“玄之又玄，眾妙之門。”“玄”是天地的本源色，代表著幽遠、深奧、不可窮盡，也洞見了在最深的黑暗中，其實蘊含著無限生機。《莊子·外篇·天道》中云：“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這些都深深影響了國人的色彩觀，中國水墨唯黑白二色，卻勝似五彩，耐人尋味。“知其白，守其黑”，道出了“以虛靜涵養萬物”的哲理。而“墨分五色”，是通過水與墨的比例變化，呈現出“焦、濃、重、淡、清”的層次，“墨階”成為測試良墨的標準，更耦合了道家“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的宇宙觀。從單一中生出無窮，從極簡中呈現豐富，成就了中國墨的美學理想。

一方徽墨，不僅是書寫的工具，是集書法、繪畫、髹漆、漱金、雕刻于一身的工藝品，更是國人內外兼修，身體美學的集中體現。徽墨因其獨特的配方和精湛的制作工藝，素有“拈來輕、磨來清、嗅來馨、堅如玉、研無聲、一點如漆、萬載存真”的美譽。“廷珪之墨，松煙一斤之中，用珍珠三兩，玉屑龍腦各一兩，同時和以生漆搗十萬杵”。上乘徽墨在制墨時，會加入麝香、冰片、珍珠粉、金箔等名貴材料，故研磨或湊近嗅聞時，有獨特、淡雅的清香。“得其墨而藏者不下五六十年，膠敗而墨調。其堅如玉，其紋如犀”。高級油煙墨，用料扎實，帶膠適中，色澤黑亮，泛出紫玉光澤，細膩而溫潤。握于手中，不澀不糙，如玉石之感。陳放多年的古墨，此時膠性已退，質地緊密堅硬，兩墨輕輕相碰，會發出清脆鏗鏘的金屬聲。這讓徽墨的使用如同經歷一場通感的沉浸：耳聽墨錠與硯石摩擦時的細潤之聲，其聲清暢；鼻聞墨中冰片、麝香等藥材散發出的幽幽清香；眼看清水在硯中逐漸由清變黑、泛起油潤的光澤。此瞬息，身心與文房器物深度交融，正所謂是“筆硯精良，人生一樂”。

在藝術造型與審美風格上，徽墨與徽州建筑、三雕、刻書、版畫、篆刻、盆景、園林、戲劇、服飾等相互借鑒。尤其是墨模的使用，將墨的工具屬性提升至造型藝術的審美屬性。墨模表面所刻的圖案紋飾，稱為墨范圖。徽墨的墨范圖所選取的題材十分廣泛，有農事耕作、鳥獸花草、名山大川、御園名閣以及詩詞歌謠、文學典故、神話傳說、民俗風情等，涵蓋生活的方方面面。激烈的市場競爭促使墨商們在墨模雕刻和裝潢設計上極盡巧思，故多聘請享有聲名的書畫家親自繪制墨范圖，表現手法高雅洗煉，具有相當的藝術水準和創造思維。并稱“明代墨譜雙璧”的《方氏墨譜》與《程氏墨苑》，就由畫家丁云鵬與弟子吳廷羽等人所繪。《方氏墨譜》共收錄墨樣385式。后來，丁云鵬又為《程氏墨苑》繪制了520式墨樣，墨范圖立意高雅，場景虛實照應，舉凡人物，五官須眉畢具，顧盼有神，鳥獸蟲魚，鮮活靈動；遠山近水，無不傳神逼真。

徽墨珍品中，南唐李廷珪造“小挺雙脊龍紋”墨錠為最早的墨模壓制徽墨。徽州文化博物館藏有出土的北宋“文府墨”是現存最早的徽墨實物。明萬歷孫瑞卿的“神品”墨為深刀陰刻技法的陰紋墨開山之作。清代曹素功的“黃山圖”墨得康熙御賜“紫玉光”名品。故宮博物院藏“御園圖”集錦墨，將圓明園景觀微縮于64個墨錠之上，氣象萬千。“御題棉花圖”詩墨，分別刻畫布種、灌溉、摘尖、采棉、織布等16幅棉花耕作圖景，完整呈現棉花種植至紡織成布的全流程。墨面一側雕刻勞動場景，另一側題刻詩句，畫面精美，工藝精湛。安徽博物院藏“百爵圖”石綠墨，是明代制墨大家程君房的傳世精品。此墨雙面雕飾，正面填金陰文楷書“題丁南羽百爵圖”及陽文七言詩，贊丁云鵬筆法精妙，背面鐫刻百雀圖，借“雀”諧“爵”，寓意“加官晉爵”。上海博物館、上海筆墨宮坊以及海內外博物館等均有徽墨名品收藏。

墨緣：徽墨的社會生活

中國人愛筆墨，因為墨可鑄史傳文，承載千秋之志，也可繪丹青，摹寫萬物生靈；墨可為考工摹圖，成棟梁利萬民；墨亦可寫懸壺濟世，起沉疴救蒼生。墨可為孩童描紅，開蒙昧，立規矩，可見寒窗學子，求取功名，挑燈夜讀。墨可為月老牽線、定三生，結良緣，寫兩地書，慰離別之苦，解相思之痛。墨，是盤點苦心經營、分毫必較的盈虧賬簿，墨也是文人雅士的胸中丘壑，筆下山林。歷史流轉中的墨，絕非是單純的書寫工具，更是中國人體悟自然、表達性靈、安頓生命的媒介與方式。

讓徽墨更具生命厚度的，是徽墨自誕生到消耗，始終與百姓生活與人生禮儀緊密連接。從出生、婚配、饋贈、祝壽到辭世均有對應的禮品墨，成為傳遞情感與祝福的重要載體。例如，生辰墨記錄新生兒的生辰八字，寄托對其健康成長、聰慧好學的期望。待孩童長大談婚論嫁之時，生辰墨可作締結良緣的信物。百子墨與鳳九雛墨，寓意著祝福新人多子多福、龍鳳呈祥、婚姻美滿。大富貴亦壽考墨、壽星墨是極受歡迎的壽禮，寓意著祝福健康長壽、福祿雙全，養老墨用以表彰耆老、倡導民風。徽州部分地區還有陪葬墨的風俗，在墓穴中放置空白墨錠以示敬文。

除了見證人生儀軌，驅邪禳災與求吉納祥也是徽墨民俗生活中的永恒主題。八卦、辟邪、桃都、壓勝墨等具有咒符性質的鎮圖墨，可保居家安寧、宅院平安；靈花異草、祥禽瑞獸、博古器物、神仙佛道等圖式，表達了對吉慶富足和詩情畫意生活的追求。節慶紀念墨是每逢節令特制的紀念性墨錠，如中秋節的花好月圓墨與月餅墨。春節需有生肖紀歲墨，將新年的美好祝愿融入墨錠之中。“除夕封筆”是將所用之筆洗凈、墨錠收好，以示對文房用具的敬重；元日研新墨、鋪紅箋，以楷書端正書寫“元日開筆、宜春”等吉語，被稱為“開筆迎春”。端午時節，徽州地區有以雄黃入墨的習俗，制作雄黃墨或辟邪墨。此類墨既可書寫符咒，亦可蘸水在孩童額頭書寫“王”字，寓意驅邪避瘟。

在民俗生活中，徽墨還承擔著教育規勸、銘刻集體記憶、傳承家國情懷的重要社會功能。如魁星點斗、狀元對策、世掌絲綸、何休學海、墨池、龍鯉等紋樣，勉勵學子品行，化育性靈，引導出仕的儒家理想道路。五鳥倫敘、棠棣之華、萱草長春、百老等圖式，體現了傳統社會敦親敬老、家庭和睦的倫理紐帶。于彼朝陽、歸馬放牛、太平有象、堯年舜日等題材，又表達了民眾對社會安定、國家昌盛、天下太平的樸素愿景。收到一方龍孫萬載墨，便知長輩望我立身；收到一方長毋相忘墨，便知家人盼我早歸。承載寄望、傳遞牽掛、銘刻記憶、延續倫常，貫穿于共時性的社會使用與歷時性的代際傳承之中，正是徽墨之“物質社會生命史”最深層的意義所在。

徽墨的發展史，同時也是一部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在原材料獲取上，徽墨將吉林的鹿角膠、福建的魚膠、西藏的牦牛膠混合熬煮，創造出“三膠九煉法”。徽商通過長江水道和西南商路，與苗族、彝族等建立穩定貿易網絡，貴州天柱縣苗寨至今存有漢苗雙語的“松棚碑”，記載“漢苗共山，松木同養，伐大留小，十年為期”的契約。在墨錠的裝飾上，龍鳳紋飾融合了蒙古族云紋的韻律、藏族八寶紋的意境；墨體書寫既有漢字書法，亦有元代蒙古文、清代滿文。這種跨民族的文化融合，使徽墨成為促進民族團結與文化交流的重要媒介。

在歷史深處，墨是中華文明賡續的載體，承載著華夏民族的文化形態與精神流變。從簡牘帛書到敦煌卷子，從碑刻拓片到活字印本，墨的每一次形態轉化，都對應著中國文化形態的歷史躍遷。中國墨的發明與使用，是一部從天然到手工藝術品的演變史，見證了中華文明的每一次落筆。徽州山水之靈與人文之韻的“和合共生”，凝聚于這一錠錠黝黑的徽墨之中，在山水與人文的共同滋養下，從“家族秘傳”到“百匠爭鳴”，從技藝到精神的守正創新，為中華氣派添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2006年5月，徽墨制作技藝經國務院批準列入第一批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自明代制墨大家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到如今非遺時代古老技藝傳承與傳播的全鏈條復興，打造研學體驗、開發文創產品、擁抱直播電商等創新模式，已讓古老的徽墨技藝在時代語境中煥發新生。一滴小小的墨，融進水里，化在紙上，能承載起整個民族的集體記憶與精神品格，成為深刻于中華民族文化基因中薪火相傳、生生不息的文化形式。

作者：方云 上海工藝美術職業學院非遺理論與應用創新基地負責人 華東師范大學非遺傳承與應用中心特聘研究員